「由我自己來發聲,這是唯一的路。」--伊藤詩織

  一起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真相就此被封閉。

事發經過:
  2013年,伊藤詩織遠赴紐約攻讀學位,期間結識了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並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新聞業的工作機會。
  恰逢雙方都回到日本時,兩人相約居酒屋,原以為主要是討論提供工作機會,沒想到山口只是不斷吹噓自己與總理等政商界有權人士的人脈。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
  兩人一同搭上計程車後,雖然伊藤要求在車站下車,山口卻以工作機會的名義為由強留下她。從車上到飯店的這個過程,伊藤近乎沒有記憶,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山口正跨坐在她身上。
  飯店的攝影機證實,當晚伊藤是被抱進房間的,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提出告訴: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
  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
  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
  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誰能相信她?
  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事件紀錄。
  身為記者,她有著強烈找出真相的決心,回首痛苦記憶將只有當事人知曉的密室對話,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
    每個地方都有Black Box,強暴受害者勇敢道出自己的經歷,只為停止這種最沉默的傷害。

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柯采岑/吾思傳媒 女人迷總編輯
  「之前明明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現在倒像是個困惑的孩子一樣,真可愛。」這是我被山口的發眼嚇得全身脫力倒坐在地時,他對我說的話。我要求他把貼身衣物還給我,結果他要我把內褲送給他當紀念。——《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一五年,伊藤對山口提出刑事訴訟,當時日本幾無媒體聞問報導;一七年五月,伊藤詩織具名露臉指控山口敬之對她性侵,一七年底,曾揭露哈維・韋恩斯坦犯行的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談伊藤詩織如何打破日本對性侵議題的沈默,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

  打破沉默之後呢?為了追討正義,伊藤難以繼續在日本新聞界工作,在自己生長的故鄉,感受到巨大的不信任,日本主流媒體對她咎責,懷疑她居心叵測,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經常想,#MeToo 運動該當是複數的、異質的、跨海的,伊藤詩織在媒體前的再現,卻經常是獨自一人。

  初見伊藤詩織,在一八年的亞太性別暴力防治高峰論壇現場,女人迷受邀分享,她亦同台,我見她一頭短髮,聲音朗朗,說著自己的故事。我們約了專訪,促膝長談,兩個小時,幾度想哭,看過報導,知道這條路肯定辛苦,真不知道這麼艱難。那次對話我印象很深刻,作為一個性別暴力的倖存者,在日本要面對的是從一九○七年就未曾修改的法律;現身指控的巨大代價是對一個人全盤的否定;即便出面指控,她亦要思考自己的說服策略,更要擔心,大家會不會接受我的故事是真的。

  「時常有人問我,你復原了嗎?我總是笑著回答,不,我每一天都在嘗試著努力生存下來。」伊藤詩織這樣告訴我們。

  專訪當時,伊藤詩織問起台灣環境,我提到女人迷在二○一四年推動正視性侵留言板服務,就是察覺性侵倖存者說出口有其艱難,於是搭建線上空間,倖存者書寫自己的經驗,面向傷口,療癒過往創傷,留下超過五百篇讓人心碎的留言。我們引入基金會的專業支援系統,協助其踏上復原之路。伊藤靜靜點點頭,說這服務應該要日文化的,好需要。
  我們也討論,不是亞洲沒有 #MeToo 運動,而是這些性別經驗,常被噤聲,真要被聽見,要花好多力氣,耗時年歲,可能自己也傷痕累累。

  「請以活下來為優先考量,你能夠以你的方式生存下來,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伊藤詩織說。

  於是當這本《黑箱》的繁體中文版送到我手中時,我惦了惦書的重量,想著這實則是超過四年以上的長年抗爭,心頭激動。起初是一人獨自踏上的,慢慢走著,開始有人同行,接著原來真有比想像中更大的一群人,都歷經近似處境。閱讀字裡行間細節,同感強烈的情緒波動,有憤怒,有難受,而有更多的,也是女人迷必須持續推動改變的念頭——面向性別惡況,我們能選擇說出真實,建構更友善的性別環境。

  一個值得對亞洲更有信心的數字——二○一六年,女人迷首度推動#CodeforGender,這是亞洲最大型以性別為主題核心的駭客松,當年度,我們吸引全臺逾十四縣市,累積超過五百人報名參加,年齡橫跨十七~四十五歲,男女比為一比一。這樣的經驗,讓我們相信,改變正在捲動,而我們能選擇,挽起袖子,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或許,我們未曾察覺,其實我們已經正在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性侵黑箱是社會全體的共業

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
  閱讀《黑箱》是一個相當沈重的經驗,就事件本身而言,擁有極大權勢的加害者究竟在整個犯罪調查中獲得多少體系正式或非正式的保護,以致於所有不利加害者的證據或證詞到最後都沒有獲得採信,伊藤女士同時做為受害者與調查者,就算窮究所有方法也難以窺得全貌。另一方面,她在挺身而出後所面臨輿論排山倒海的指責,正反映了「女人應自我保護」的主流性侵害防治的內在矛盾:在性侵害事件發生前,女人不能「太單純」,她必須在各方面有敏銳的洞察力與精準的行動,能提前察覺對方所有複雜的惡意及計謀並一一破除;但若她真的被強暴了,她又必須「很單純」,她所有對人生目標的渴望與追求、釐清犯罪事實的策略,全都可以被詮釋為心機與誣陷。我們問了太多「受害者為何無法避免自己被強暴」,卻看不到這些對受害者的歸責是如何地彼此矛盾,而當受害者試圖質問加害者「你為什麼強暴我?」時,整個司法、社會、甚至包括走「要懂得自我保護」路線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幾乎都給不出除了「趁人之危的個別壞人」以外的答案,然後又鬼打牆似地回到「所以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的狀態中」的無效原則。

  伊藤女士在書中提到了「Only yes means yes」,正與近年來台灣婦女團體倡議的積極同意權不謀而合,但這種徹底翻轉決定權主體的論述(從「必須明確拒絕」到「由我自己決定」)直接挑戰了傳統對性別角色的定義,在司法或個別人際關係的操作上需要開展更細緻的討論。伊藤女士用自身的受害經驗撬開了兩個黑箱,她無法揭露全貌,但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體系對有權者的寬容。身為讀者的我們,是否有可能看到除非整個社會一起改變,否則這樣的黑箱永遠難以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