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剛過兩百歲誕辰的馬克思,格雷伯點出資本主義的問題,讓我們意識到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以及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狗屁工作
格雷伯是左翼學術明星,又以積極行動和作品,被稱為激進的人類學者,例如他在新書《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中,便質疑「民主」這回事,甚至要推翻選舉政治;而他在《債的歷史》洋洋灑灑引經據典,旁徵博引,透過民族誌和各種文本,說明「債」如何在原初社會就存在、以何種形式存在,又如何演變成今日的狀態和危機。更甚者,他提出最激進的建議——取消國家中窮人的債務。但這並非格雷伯的創見,而是歷史早告訴我們,當國家無法控制經濟危機,社會即會動亂,人民就會起身反抗,而接任的政權往往以取消人民負債、重新分配土地,來穩定社會。
正如同格雷伯這看似激進的建議,其實是有歷史為本,這本書以挑戰「有債必還」的道德性或正當性論述為開頭,進而辯證一般人熟悉的亞當.史密斯之流的經濟學理論,推翻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定義根柢,讓人讀來不免「驚心動魄」,但也是有理有據──他帶領我們到美索不達米亞的遠古時代,證明即便當時沒有貨幣卻早有記帳形式;他帶領我們到各原始部落告訴我們「以物易物」並不是為了利益或交易而生,是為了防禦、人際關係、社群經營乃至於榮譽心。對熟悉中文和中國歷史的讀者來說,必然也會訝異他對王莽時代或是明朝經濟市場的精闢理解──但也才知原來明朝活躍的市場經濟源於白銀製造,而這間接地讓中南美洲的古文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