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

霍布斯邦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17)。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柏林,16歲(1933)之後長期居住於英國,1960年代開始不定期前往美國、法國、拉丁美洲任教並從事研究。2012年病逝於倫敦。

在動盪的時代裡,有人選擇法西斯,青年霍布斯邦則選擇了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成了他終身奉行的價值。他1936年加入英國共產黨,1946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對他來說「黨」(Party)這個字的「P」具有大寫般的重要地位,甚至想像不出如何跟非黨員交往戀愛。但是隨著1948年之後冷戰的到來,西方陣營的共產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1956年史達林的惡行公諸於世,許多黨員紛紛退黨,霍布斯邦卻選擇留下來;不過他轉而親近義大利式的歐洲共產主義,從「改變世界」轉向「詮釋世界」。

一位有著獨特史觀的歷史學家,寫就了膾炙人口的大眾歷史讀物。1960年代之後,霍布斯邦抱持他的世界觀,成為少數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歐美人士,以他老一輩的「革命分子」身分,關心「嬉皮世代」,秉持無國界的世界主義以及平衡觀察的視野,關切「全球化」議題。

霍布斯邦最後出版遺作・

歐洲具有悠久傳統的各種運動和制度,為何在拉丁美洲失敗得如此徹底?

「拉丁美洲是歷史變革的實驗室,其存在就是為了顛覆傳統公認的真理」──霍布斯邦

1959年,卡斯楚在古巴的勝利,讓歐洲和美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拉丁美洲著迷。1960年,霍布斯邦首次造訪這個地區便深受其吸引,「因為社會革命的岩漿顯然正在那個大陸沸騰。」他認為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階級將會因為他們的貧窮、不安與低劣至極的生活條件,成為潛在的不定時炸彈;他同時也對秘魯和哥倫比亞農民運動的革命潛力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提到巴西勞工黨的成長茁壯,足以「溫暖每一個老左派心中的皺紋」。

基於對社會革命的期望,霍布斯邦一直維繫著對拉丁美洲的興趣。

四十年的觀察,霍布斯邦的確看見了一個全面改變的社會。身為歷史學家,他認為拉丁美洲「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顛覆傳統公認的真理」。但他在1960年代所期待的社會革命並未真正發生。「現在它再也不會出現了。」

霍布斯邦晚年及逝世後出版的選集中,《如何改變世界》收錄了他從1956到2009年,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他逝世前最後一部作品;《斷裂的年代》則是他在1964到2012年間,對於20世紀文化與社會的思考論述。至於對自己晚年最關注的拉丁美洲,他留下了遺願,希望能將自己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論文和評論,出版成冊。

《革命萬歲》即是他四十年來研究拉丁美洲的作品選集。本書由拉美史學者、《劍橋拉丁美洲史》主編,同時更是霍布斯邦超過五十年的朋友——萊斯利・貝瑟爾負責選編並撰寫導言,收錄範圍從霍布斯邦1960年第一篇探討古巴革命的文章,一直到其出版於2002年自傳中以拉丁美洲為主題的章節。這些文章探討了拉丁美洲從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以來的人口、經濟與社會變革,並特別強調傳統農業社會的解體,以及一般大眾──城市工人階級、城市貧民,尤其是農民──在1940和1950年代的政治覺醒。更重要的是整個拉丁美洲在1960年代中葉到1970年代中葉,社會革命的可能性。

他筆下關於拉丁美洲的一切事物幾乎都具有歷史意義。不過寫下這些文章之際,與其說他是位專業歷史學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當代社會與政治變革的觀察者和分析者。他不僅呈現其長達四十年來對拉丁美洲的觀察、關注,與熱情,更以此方式,為我們對拉丁美洲的知識和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試讀】拉丁美洲的民族和民族性(摘錄)

截至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獨立後階段,儘管有著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和揮舞的軍旗,但此階段並不是很重要;另一個階段則實際上與反傳統主義幾乎不謀而合。「國家」意謂著進步(亦即經濟發展),以及在全國領土上建立有效的國家權力。只有那些爭取進步或至少願意接受進步的人,才可被視為國家的真正成員。

第三個階段則基本上開始於墨西哥革命,並且與俄國革命遙相呼應。其特點不僅在於各種群眾運動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在全國範圍內參與自己國家的政治,同時也在於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承認,國家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或許是除了熱帶雨林印第安人之外的每一個人。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首先是一九一八年開始於阿根廷的科爾多瓦,接著很快在整個拉丁美洲擴散開來的學生運動。它一直蔓延到秘魯、烏拉圭、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和古巴,並且明顯激發出新的民粹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像是日後秘魯的阿普拉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玻利維亞的民族革命運動黨、委內瑞拉的民主行動黨等等,或許也可納入其中。此類運動第一次從根本上反對帝國主義,並且將「人民」確立為知識分子政治活動的基本對象,所以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們都是民族主義運動。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二○年代的秘魯,當時「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o)──即承認印第安人是秘魯百姓的骨幹──成為秘魯國族意識的核心部分。這不僅被反對派知識分子(例如馬里亞特吉、阿亞.德拉托雷等人)表達了出來,甚至還體現於萊吉亞、普拉多,以及桑切斯.塞羅幾位總統的官方政策中。第三個例子是一九三○年代的巴西。在那十年間,有三本書無疑形塑了現代知識分子對巴西和巴西民族性的概念,分別是希爾維托.弗雷爾的《華屋與棚戶》、塞爾吉奧.布阿爾克.德.奧蘭達的《巴西之根》,以及卡約.普拉多的《當代巴西的形成》。三個例子的共同點是譴責種族偏見,將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種的後裔融入迄今主要以本地或移民白人為主的「國族」。簡而言之,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把「國族」的觀念延伸到在地的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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