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燒書

未燒書


三十年前,一個台灣記者,一個見證者,站在六四現場;
三十年後,詩人楊渡,一夜一夜,重回到天安門廣場,
徘徊思索,尋找字句,試圖重現時代的餘燼……


三十年來,楊渡從一個記者,流浪採訪了大半個中國,再回到報館成為主筆,留下了一本世紀末的追尋之書;也曾在海外,探訪流亡的作家、記者、知識分子,更多是在大陸結識了各地經歷過那一場劫難的朋友。

然而未曾遺忘的是,終有一天,回來好好寫,寫下這一段記憶。1999年,十年之際,楊渡寫了這故事的開頭,終究寫不下去。2009年秋,重走過北京街道:前門大街、同仁醫院、天壇醫院……,二十年,所有一切都改變了。高樓大廈,市招遍掛,廣告街景,美妝藥鋪,街貌完全不是當年模樣。天壇醫院已建了新的樓群,小街被新的樓景取代。「二十年後,你在哪裡?」楊渡在天壇街頭自問。
直到六四三十週年,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角色...。
三十年前撤退的那個早晨,在槍口的包圍下,搖著白布的學生逐一去檢視破爛的帳篷,找出最後的學生,哭著唱國際歌,相扶相持離開廣場。一個台灣記者,一個見證者,站在那個現場,站在大歷史的長河中,是的,不屬於任何一邊,只是一個局外人,不需要有人情的包袱,更沒有政治的背負。只是做一個安靜的記憶者。

楊渡致博客來的讀者

三十年磨一本書──《未燒書》寫作記(摘錄)

此刻我想安靜。安靜回想寫作《未燒書》的歷程。 未曾料想到歷程比尤里西斯歸鄉更久,要走三十年始得完成初稿。 一九八九年我在北京現場採訪六四事件,直到6月21日才離開北京。為了記錄八九民運,那一年九月我寫完《天安門紀事》一書。內容以事件現場報導及深度分析為主,文長約十萬字。

然而當時太敏感了。逃亡者還在地下躲藏,追捕者撒下天羅地網,搶救者絡繹於途,有些真實情況寫出來,註定會成為當局按圖索驥、追捕罪責的證據,為了保護學生和知識分子,很多地方寫得特別隱晦,甚至刻意變形隱藏。這讓我心存遺憾,彷彿不能對歷史交待。

我總想,時間再遠一點,看得更清楚一點,人事糾葛更少一點,一定要再好好重寫...。二○一九年,三十周年,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專欄裡,寫了六月四日那一天早晨,學生離開廣場的最後場景。寫到幾個學生揮著白布,在解放軍的包圍下,走到每一個帳篷,去找出遺漏的學生、工人,一個個拉出來,他們有的已經精神失常,拖也要拖著帶離開,否則會在廣場犧牲。

那一刻是我無法遺忘、卻是很少人知道的。北京朋友寫微信給我,說那一幕太動人了,見證了真實的情況。我終於想到,現在的民運人士之中,有許多人在那一天早晨是沒有在現場的。

在最後的現場並不證明什麼,只是最後撤退的那個早晨,我知道,那些留下的學生本來是誓死和廣場共存亡的。留下來面對軍隊和坦克,面對絕對的鎮壓,那才是最嚴酷的考驗...。

三十年之後,我終於想清楚為何而寫,為誰而寫,要怎麼寫,也終於克服絕望虛無的「心魔」,開始落筆。

從二○一九年九月寫到二○二○年六月完成初稿。期間遇到世紀新冠病毒隔絕了人類的一切交往,我只能在隔絕中,一字一句,面對自己的記憶。

時光久遠,記憶難免殘損。面對那麼龐大而複雜的大歷史,我的敘述也必然有所抉擇。然而,謝謝疫情帶來的孤獨,讓我不得不像禪修一樣,閉關思考,漸漸看清生死脆弱,看清自己只是世間微塵,能留下的只是一些記憶,幾頁文字。而歲月則教會了我,生命的脆弱與堅強,夢幻與泡影,留下的文字,也只是露珠中的倒影。 那麼就懷著悲憫之心,依著自己的所知所識,真誠的寫下來吧。

即使因為某些原因,可能無法出版,但也沒關係,就當是留下一本《未燒書》。一如清朝詩人陳恭尹〈讀秦始皇本紀〉:「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