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話錄

余英時談話錄

這本《談話錄》披沙揀金,把余老師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三方面有系統地整理出來。本書容可視為余老師親筆所撰《回憶錄》的續編,故價值甚高!於私而言,本書絕對是瞭解余老師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對未來研究余老師提供了極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於公而言,由於余老師本身是半世紀以來,中文學界的樞紐人物,各方交涉或互動極為豐富,本書遂成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縮影。
——中研院副院長 黃進興

在余英時的世界裡,他常常和古今人物對話。他研究朱熹、王陽明、方以智、戴震與章學誠等先賢,是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他們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彷彿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在近人中,胡適先生對科學、民主、自由、容忍的看法,錢穆先生對歷史深抱的溫情與敬意,陳寅恪先生堅信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余先生深有共鳴。如今的《余英時談話錄》只是談話的一部分,意在補充《余英時回憶錄》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以後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余先生博大如海,而《余英時談話錄》中所談是因我所問,不免受我的學識所限。
——李懷宇

獨家專文

最後的十五堂課一廖志峰談《余英時談話錄》的出版故事

在余教授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除了學生以外,李懷宇是和他接觸最密切的人,通話次數也最多,我常想如果有機會,我真想交換身分進行這樣的採訪,像是一堂人生的補課。

余教授過世後,我和懷宇都覺得應該對已經讀過《余英時回憶錄》有所交代,於是懷宇強忍著悲痛,重新整理起《余英時談話錄》。書的底稿早在2010左右就完成了,後來因為余教授自己著手寫回憶錄,這部書稿便暫時停擺。當年在等待余教授改定這部談話錄的期間,我幫李懷宇出版了學人及文化名家訪談錄,《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不料卻等來了《余英時回憶錄》。不只始料非及,而且喜出望外。懷宇在余教授過世的濃重哀思中,重新整理起文稿,並匯整2018年、2019年重訪余教授的談話紀錄,把「回憶錄」中未曾敘及的重要人事補足,工程龐大,極耗心神,但也成就金匱石室之功。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是早在2007-2008年之間,余教授和李懷宇所討論定名的,余教授在耶魯大學的同事,書法名家張充和教授更早早為這本書題字,原作在余教授家裡,題字直到2021年才得以面世。《余英時回憶錄》的出版之路走了12年,《余英時談話錄》走了更久,花了14年才問世,在職人生涯中,幾曾想過一本書的出版,會有這樣的波瀾?而且如此波瀾壯闊,令人激盪不已。
可謂的論。這本書以時間為縱軸,以人物為橫軸,完整呈顯余教授開始教書之後各個階段所遇到的人事以及自己的學術探索,人物從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史景遷,到中國魯迅、沈從文、香港的金庸、董橋,再到台灣的錢穆、胡適、殷海光等,以史家的眼光出發,給與中肯的評價,見證時代。曾經引起風潮,擁有廣大華文讀者的史家黃仁宇,便是余教授最早教書時所收的學生,書裡談及這段動人的相遇,難得一聞。除了人物時代以外,書中更重要的部份在於談通史、歷史變化、中國的現代化、學術紀律、天人之際,終於普世價值,題旨深遠,卻又深入淺出,是已然走入歷史的大師,留給當代及後世最珍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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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廖志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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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的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