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倍的新亞洲聯盟初嘗試

安倍在二〇〇六年準備繼小泉之後領導自民黨與日本時，示意他在上台以後會加強與亞洲海洋民主國的新聯盟。在他的新作《走上美麗的民族》中，他建議將非正式的日美澳印「四方」特遣隊伍提升，成為一種正式領導人峰會。

在安倍眼中，印度特別重要。在安倍主政期間，印度與日本展開龐大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計劃》（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Project），印度也因此躍升為「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首號受惠國。日本在二〇〇六年第一次參與印度的年度「馬拉巴」（Malabar）海軍演習（最後在二〇一五年成為這項軍演的永久成員國）。安倍現在經常在談到亞洲時將印度掛在嘴邊。二〇〇七年八月，他在德里的一次演說中強調：「現在，隨著印度洋與太平洋兩洋合流，新的『更廣大亞洲』逐漸成形，我覺得位於這兩大洋兩邊的民主國，必須在每一個可能層面上深化其人民之間的友誼…更何況，這不僅是為印、日兩國，也是為這個新的『更廣大亞洲』的一種投資。」

與澳洲的關係也迅速進展。二〇〇七年三月，澳洲總理約翰．霍華（John Howard）與安倍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這是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與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訂定的第一個雙邊安全協議（這項宣言是一項探討防衛合作的全盤工作計劃，而不是帶有類似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那種明確安全保證的條約）。翌年十月，外相麻生太郎與印度簽下一紙類似協議。

在提出四方對話建議，加強與印度、與澳洲關係的同時，日本外務省還以普世價值、經濟聯繫、與海上安全等同樣原則為基礎，提出一套廣泛概念以引導日本的亞洲戰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說，提出一種從俄屬遠東、沿中國周邊延伸到歐洲的外交夥伴關係與後勤聯繫概念──就是他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

許多人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明顯是一項以限制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零和戰略，因為這項構想令人想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討論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論」（Rimland Theory，是美國早期圍堵戰略的濫觴）。此外，由於納入俄羅斯、緬甸等一些比較不民主的政府，「自由與繁榮」因成員參差不齊而多少有些複雜。儘管有這些瑕疵，「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日本為攏絡「四方安全對話」以外各式各樣國家──可能落入中國勢力範圍、但不準備、或無法加入安倍的大國集團構想的國家──的初次嘗試。

但事實證明，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都很短命。四國外交部官僚開了一次四方安全對話初步會議，目的在暫緩啟動對話。四國首都的國家安全會議或首相府、總理府官員雖說比較熱心，但澳洲、日本、與美國當時都處於領導層更迭、走向中間或中間偏左路線的邊緣，特別也因為伊拉克戰爭越來越失去民意支持，施展「新保守主義」戰略的空間變得更加狹窄。福田康夫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出任首相後，重倡他父親那套對亞洲「心連心」的做法，將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悄悄擱在一邊。

工黨黨魁與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領導的新澳洲政府在二〇〇七年上台後，以更刻意的方式公開宣布四方安全對話走入歷史──讓東京震驚不已，因為即使撇開安倍提出的原始高峰會構想不計，較軟性的海洋國結盟版本當時仍享有相當支持。日本與亞洲還沒有做好決定性外在均勢、或重劃亞洲地圖的準備。但亞洲會改變，安倍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