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速度遠超過我一生寫過的任何文章。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深刻記得開始動筆的時間：二〇二〇年春季，紐約因為新冠疫情封城，我父親剛剛過世。在父親生命的最後一天，我們夫妻與二子只能待在布魯克林的小公寓，無法去到他身邊。他過世後，親人也無法前往悼唁；我與手足只能盡可能靠近電腦，放大媽媽的影像，試圖讓她感受到我們都在她身邊。

　　我一向很慶幸自己擅長寫作，但那一刻我更由衷感謝。我無法抹除哀慟，無法填補父親離開後留下的空洞，無法安慰孩子生活終將回歸正常。於是我坐在電腦前，動筆打造一個新世界。我與威廉・華特斯並肩走進這個故事──同是天涯淪落人，只是孤獨、破碎的程度不同，我們一起沉溺於帕達瓦諾家喧鬧熱烈的愛。四姊妹意志堅強、形影不離，無論去到什麼地方，她們充沛的能量與無盡的計畫都散發光彩照耀全場，我和威廉都很想身處她們所在之處。他需要四姊妹，雖然他自己無法全然理解其中的緣故，我也一樣。故事剛開始時有一幕四姊妹一起擠在單人床上，四肢交疊，我驚訝地發現這一幕讓我的孤寂減輕了一些。以前寫作時從來沒有發生過。正在創作的故事似乎貼合我的情緒起伏，不只帶給我安慰，也有抒解。

　　我思念父親。因此，當我寫到四姊妹的父親時心情相當愉快。他名叫查理，是個大好人，他和我父親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愛家人。我父親是幹練的律師，小時候我加入足球隊，他擔任教練；查理則是貪杯的詩迷。不過，當查理猝逝，我像書中的人物一樣震驚，但我搖搖頭，心裡想著：這一點也不奇怪。我在紙上悼念自己的父親，這次我可以走進葬儀社，和許許多多悼客握手。我可以感受他們的愛與哀悽，以及父親受到這些人的敬愛。我可以坐在聖普羅科皮烏斯教堂的長凳上，與查理的女兒希薇和茱莉雅比肩，像她們一樣穿著厚褲襪與端莊黑洋裝忍受不適。書寫這些場景讓我感傷又滿足；哀悼別人的父親有助於緩解我自身的悲痛，於是我跌跌撞撞前進，寫出更多現實中我希望能親身體會的心情。

　　帕達瓦諾四姊妹之間龐大又獨特的親情彷彿穿透螢幕觸及到我，令我深深感謝。我希望茱莉雅・帕達瓦諾能夠往我這裡看過來，解決我的人生難題，即使我知道她旺盛的控制欲絕對會造成反效果。我欣賞愛茉琳沉靜的體貼，佩服瑟西莉雅一往無前的勇氣。希薇的痛苦令我感同身受，在查理過世之後，她的愛與失落與日俱增，無法像媽媽和姊妹那樣隱藏或切割。有一幕希薇與威廉談起爸爸過世之後的心情，她說：「我沒有想到每分鐘都會感受到。我不知道原來失去一個人會連帶著失去那麼多。」

　　即使到了現在，這段對話依然在我心中迴盪。我也沒想到，失去父親的同時我也失去了那麼多。二〇二〇年的那個春季，很多人痛失摯愛，我很想知道他們是否都有這種感覺。隨著疫情進入新階段，大家戴上口罩、接種疫苗，我們一家人終於能夠團聚，但我發現在相處上發生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們之間的關係曾經輕鬆平坦，現在變得坑坑洞洞、彎彎曲曲，使得應該投入彼此懷抱的家人擦身而過。一開始大家都感到錯愕、感傷，打擊很大，然而反思過後，我發現其實很合理。怎麼可能不變？畢竟，上次全家團聚時，父親還在世，也沒有新出現的病毒；我們想要回去的那個地方早已不復存在。當我觀察朋友與社會整體，領悟到正是因為這樣，生活才會如此辛苦，而且是一種前所未有、心痛無比的辛苦。我們努力想要接受自己走過了帶來重大改變的時刻，再也沒有「回歸正常」可言。

　　有時會有人問我寫作的過程，但寫作這本書的過程是一種全新的經驗。這個故事讓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為之狂熱，無論在寫作或休息都一樣，我知道只有一個辦法能找回內心平靜：好好述說這個故事，充分傳達這份美好。我很愛書中的角色，我希望能忠實呈現。我必須拯救內心傷痕累累的小威廉・華特斯。我必須拯救自己。整整兩年的時間，我深深沉浸在帕達瓦諾家的世界；我住進愛茉琳與瑟西莉雅的超級合體屋，我抬頭欣賞建築外牆上瑟西莉雅的壁畫；我懷中抱著愛茉琳的寄養嬰兒。每個姊妹心中的痛我都感同身受。在這本書中，我和這個家庭朝夕相處，感覺如此真實，因此更加複雜。儘管如此，在書頁中，我們的人生緊密交織，再也無法分離。